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附件》对通信的下位概念——电信的分类，可以将通信分为私务通信和公（政）务通信两类。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有古卷在此有凶杀二字）、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加拉太书》5:19—21），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对此，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认为，语言是基于符号及意义的一门科学。这种思维方式，一旦转移到世俗政治领域，如下的结论就能脱颖而出：即使为恶了，每个个体仍然具有获得独立司法公正审判的权利。用系统神学的话来说，在场性就是在神的绝对主权下人的自由意志这一面，既是某种意义上的恩赐，又浸染人的罪性。即便如此，以正统基督教信条为标准，异端的存在是个事实。④领导阶层思想行为保守化。

原因在于，它不是来自《圣经》的直接启示，而是在生活中必须被反复论证的间接启示。而对公民权利的列举是开放的，权利转让是有限的，公民具有大量的保留权利，除非法律明确禁止，权利的行使不能被政府取消。政府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

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联系，但其主要目标和任务是独特的，那就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亚里士多德为古希腊城邦设计的国家治理目标是"中庸"，追求的是建立一种中产阶级掌权的政体："中产阶级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财物，也不像富人那样引起穷人觊觎，既不会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从而可以保持邦国的稳定和持久"[4]。当下，我国部分国人特别是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对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存在各种认识误区。慎到、申不害、马基雅弗利主张权势权术之治。

或者说改革是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或目标之一）是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为了实现和增进人的权利、自由、幸福。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治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主要追求的是对被统治阶级专政的政治秩序。

怎么保障政府和政府官员以人为本、为民服务，而不是以GDP为本、为彰显自己的"政绩"和升官发财服务？为此，必须改变我们的政绩评价机制和官员选拔晋升机制。  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正确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是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从而国家治理主体愈益多元化。"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9-2]，改革也不可能例外。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和权力运行流程。又正确发挥"看得见的手"的辅助作用，保障政府合理、及时、有效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其二，加强监督和制约。法治对现代国家治理的推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创建治理环境，创设治理激励机制实现的。

但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环境、条件已大为改观，故完全可能和应该适当加快改革的速度、加大改革的力度。法治既为改革提供方向和动力，并通过责任机制和激励机制促进国家治理主体推进改革。

其九，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但是，文化这种软手段的作用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却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决定》还专设一节，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法治优于人治，因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没有文化的熏陶，国民信仰迷失，一些人既不信马列，也不信孔孟，也不信宗教，从而不讲诚信，不讲道德，不守法律，失去了做人的底线，乃至欺骗和暴力充斥社会。但对党委和党的工作部门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不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既不能通过人民代表机关对之提出质询，也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社会运行体制改革主要任务有四：其一，促进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发展、完善，进一步推进部分国家公权力向社会转移，使得能够通过社会自治办理、解决的事项、问题尽量交由社会办理、解决。韩非对"术"也有几乎同样的解释："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也"[2-7]。

笔者认为，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改革与法治的适当关系应表现为： 其一，法治是改革的目标。而且，孔子反对法治，反对治理规范化："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就"四个现代化"和"新四个现代化"而言，改革虽然是其实现的首要条件，但推进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同样对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国家、社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是十分可怕的。

离开了人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幸福，发展和秩序都必然异化，就像我们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以钢为纲、赶英超美一样，不仅没有真正促成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且给人民的利益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以上司法改革措施中，对国家治理最具意义的有以下三项：其一，排除各种公权力主体对司法的干预，推进司法的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确保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其三，建立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机制。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其七，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对此，必须在完善立法的同时加强监督和问责机制。

（五）社会运行体制改革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培植。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情的"[14-1]"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

这是因为现代国家治理比传统国家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2-5]？ 现代国家治理的方式则要求程序化、规范化，要求公开、透明、公正参与、协商、诚信和禁反言（Estoppel）。

为其他生命体的生存和发展创设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既是我们人本身生存、发展、幸福的需要，更是我们现代人理性和文明的体现。不仅指治社会（广义的社会，包括国家、政党、公民社会和市场），而且指治生态环境（陆地、海洋、天空等）。

其四，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是民主、法治、科学和文化。  三、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曾经在一篇关于发展、改革、创新与法治的关系的论文[13]中作过初步探讨。现代国家治理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幸福。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是多方面的，其最重要的目标和任务是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有五个重要要素：其一，促进公众参与，防止政府专断。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治理的主体主要是党和政府，尽管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由于法律上缺少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途径和形式，人民通常不可能成为国家治理的直接主体。

申不害提倡"君人南面之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鲁迅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那都是为治民众者"[2-1]。

在问责方面，应特别注重发挥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质询问责作用。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是积极推进改革，而是消极应付改革：对其主管的审批项目边减边增、明减暗增，对其有利可图的项目尽量保留，而真正取消下放的只是一些对其无关痛痒的项目。